年初，中國宣布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候有朋友問我，這種扶危濟困的事，是不是全世界只有中國在干，我說怎么可能，世界上絕大部分社會問題的根源都是貧困問題，所以全世界都在尋求解決方案，只是我們的效率格外高，高到很可能超越了外國人理解能力的程度。
“脫貧”不等于“致富”。中國還有6億人平均月收入只有1000元，他們雖然已經超過了絕對貧困線，但還很不富裕，幫他們富起來還是這個國家很重要的任務。
在領導人宣布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多月后，中央財經委會議給出了中國下一步的目標：共同富裕。
反應最敏感的是互聯網大廠，紛紛表態或宣布計劃，其中風口浪尖的阿里也在9月2日宣布要在2025年之前投入1000億，并且提出了非常具體的十項措施。
有人很高興，但也有一些疑問的聲音，局長就收到了一些讀者朋友的私信，主要問的就是互聯網大廠這些計劃是不是單純出于求生欲，真的能在共同富裕的過程中起到作用嗎？
這些問題本身的答案其實是比較確定的，但背后反映出來的東西很有意思，那就是大環境對所謂“資本”的怨念和不信任感已經非常強了，甚至有時候看一些評論，你會覺得這種情緒之強烈明顯偏離了理性的軌道，越來越極端了。
所以我突然很想講一講中美兩種解決貧困問題的方式，因為只有弄清楚兩種方式有什么不一樣，厘清中國式共同富裕的路徑，你才能知道到底應該怎么正確看待像阿里這樣風口浪尖上的互聯網大廠，中國過去的成就從哪來，未來又將要向哪去，包括很多之前疑惑的問題，也都會迎刃而解。
美國式“扶貧”：印錢養你，全世界買單
中文互聯網一直有一個誤區，就是美國好像根本不怎么“扶貧”。其實這個認知是錯的。
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國聯邦政府有126個獨立的反貧困資金計劃，其中有72個直接或者間接針對的是全體貧困人口，僅2013年一年就花了6800億美元，加上各州和各市政府獨立花費的反貧困項目資金2800億美元，美國政府在2013年僅解決貧困問題就投入了接近1萬億美元，而這個投入還在逐年遞增。
2014年的時候，美國白宮發布過一份報告，說美國已經向貧困宣戰50年（1965年）。按照這個計算，美國政府搞扶貧到2021年至少也有57年了，但1965年的時候，美國的貧困率大約是17%左右，到2012年時美國的貧困率大約是15%，將近50年只下降了兩個百分點，但美國總人口數量同期增長了超過80%。
這意味著美國跟貧困你來我回地打了五十來年，砸了數萬億美元，結果貧困人口的數量不光沒有下降，還從1968年的2500萬人，上升到了現在的超過4000萬人，貧困人口凈增1500萬……
造成這個局面的，主要是美國解決貧困問題的方式。
美國政府針對貧困人口的救濟，大概可以分為間接救助和直接救助兩類。官方的主要政策是“美國聯邦福利計劃（US WelfarePrograms）”，
主要有六項：
單看這個圖表你就你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到，相比于間接救助，美國在貧困問題上唱重頭戲的，是直接救濟。簡而言之，直接定期發錢、發食品券給你，來保障你能存活下去。至于你是否有條件從貧困的處境中把自己救出來，他們是不管的。
所以這種思路真正解決的并不是貧困問題，而是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存問題。換言之，美國面對貧困問題的思路是“養貧”，而不是幫助窮人“脫貧”。
中國人講，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直接發錢看上去好像非常簡單直接，一步到位，但實際上治標不治本。美國選擇這樣的方式，和它的政治經濟體制、社會消費習慣，都有很大的關系。
● 首先就是政治體制決定了美國政策持續性差，“間接救助”無法占主導地位
美國人并不是意識不到投資基礎教育和創造就業的“間接救助”，才更能從根源上解決貧困問題。但這種項目的特點，就是必須有一個長期的整體規劃，很難在短期見效，這樣一來就有可能導致選民的不信任，甚至使得競選人輸掉選舉，所以美國相關政策的連續性不強。
所以美國針對貧困問題也就逐漸變得很少有長期項目，基本都是短期計劃，直接給你發錢，發完算完。
但這樣一來又有了新的問題：政府發錢的方式非常依賴稅收支出，明顯和納稅人之間存在利益沖突，所以即便是這種短期項目，也經常因為換屆選舉被中斷。而美國的稅收制度又整體偏向社會頂層的超級富豪，進一步加劇了分配不公的問題。
2007年杰夫·貝索斯的財富增長了38億美元，但他沒有繳納一分錢的聯邦所得稅
眾所周知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是出口，投資，消費。
美國制造業空心化嚴重，出口指望不上；投資拉動實體經濟，兩黨打得不可開交，4萬億的基建計劃砍到1萬億也談不攏；最后只剩了刺激民眾消費這一條路。這就又帶來了一個問題：
● 美國社會普遍提前消費的習慣，使得美國政府甚至連“消費券”都不能發，必須直接給透支的民眾撒錢。
美國是全世界最喜歡提前消費的國家，之前有個調查是有44%的美國人，甚至拿不出來400美元的現金。中國人沒有錢，直接后果是自己吃不起飯；美國人沒有錢，直接后果是還不起債。
如果4000萬人一起還不起債，向上傳導到美國的金融系統，就會引發系統性風險，2008年次貸危機就是這么來的。
所以你會看到去年疫情剛剛在美國爆發兩個月，美國政府就開始迫不及待地給民眾發錢，先是每人1000美元，發了2500億美元出去。到了12月份，國會又通過了一筆9000億美元的救助計劃，給每個美國人發600美元的救助金。
等今年1月拜登上臺之后，馬上又宣布了一輪1.9萬億美元的救助計劃，再給每個美國民眾發放1400美元，還為每周失業救濟金增加300美元額外福利，擴大失業救濟范圍，并將適用時間延長到了今年的9月6日，也就是前幾天剛剛結束。
但由于民眾普遍提前消費，這些救濟金發下去還沒在兜里焐熱呢，就被拿去還債了。救濟金表面上被發放給了貧困人口，實際上卻以驚人的速度回流到了大型資本的手中。于是在美國普通民眾申領600美元救濟金的同一時間段，僅貝索斯，扎克伯格，馬斯克三個人的凈資產就暴增了2000億美元……
更重要的是，貨幣超發必然帶來的通貨膨脹風險，通過美元-石油體系確立的美元霸權，被轉嫁到了全世界人民身上。直接后果就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局長上半年接觸的幾乎所有中小企業都在因為原材料價格的失控而苦不堪言。
換言之，美國并沒有解決貧困問題，而是以“印錢養貧”的方式飲鴆止渴，成本還是全世界人民買單，最終獲益者則是美國的頂級富豪。
中國式“共同富裕” 教你養自己，發展就是硬道理
中國的情況，和美國剛好相反。
我們的政策持續性良好，儲蓄率高，社會也不倡導提前消費，這就首先給了我們走長期路線的條件。所以出口，投資，消費我們一個都不放過，而主力就是投資基建，修學校，修路，修電站，修基站，發展旅游，發展商業，創造就業崗位……
在經濟學上，我們講減貧的路徑主要有兩個：
一是經濟增長，就是把蛋糕做大，這樣即便分配蛋糕的方式不變，窮人的收入也能整體提高。
二是改變分配方式，在蛋糕總量不變的時候，改變窮人分配到的份額，這樣也可以擺脫貧困。
如果我們拆分這兩種方式對中國過去脫貧的貢獻，就可以得到這樣一張圖：
模型來源：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
可以明顯看出，中國過去能夠實現脫貧攻堅的成功，功勞幾乎100%在于經濟增長帶來的蛋糕做大。而過去十到二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組成部分，就是中國的互聯網產業。
我們擁有世界其他國家艷羨的高鐵、高速公路、超級工程和通信基礎設施。如果拋開對大廠們越來越嚴重的抵觸情緒，你會發現正是這些公司所創造的互聯網應用，讓中國的基礎設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了自己的潛能。互聯網不僅讓信息流動了起來，更通過信息的流通，讓人、財、物在中國大地上流動的速度和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而流動帶來效率，效率提升的過程，恰恰就是一場“共同富裕”的大型實踐。
拿阿里巴巴來說，我們講過曹縣的故事。這個縣城經濟的崛起，源于38歲的任慶生，在2009年借了1400元錢拉出一條網線學做淘寶店。也就是同一年，時任淘寶商城（“天貓”的前身）總裁，后來成為阿里“一把手”的張勇和他的團隊，策劃了一次嘉年華式的網上購物節，日子選在光棍節，這就是后來的“雙十一”。
兩年后，丁樓村開出百家網店，又過了兩年，丁樓村成為阿里“淘寶村”，到2017年底，這個縣城做出了6個大型電商園區，和3500多家各類電商企業，開了4.7萬家網店。帶動了超過20萬人創業就業，其中有8萬多人是返鄉創業人員。
曹縣自貧困到脫貧的過程背后的暗線，是中國電商產業自崛起至主流的路途。這不是一個偶然，因為正是電商平臺的崛起，大幅降低了普通人參與商業的門檻，把創業的成本縮減到了一個普通鄉鎮農民都可以負擔的區間。截至2020年年底，上半年，中國有5425個淘寶村，1756個淘寶鎮，每年來自這些地區的交易額超過1萬億元，在它們背后是成千上萬做生意富起來的底層中國民眾。
而電商滲透率的大幅提升，也大大降低了消費品創業的門檻。要實現“共同富裕”，就要鼓勵創業，并且給創業者提供良好的上升通道。很多中國國貨品牌的崛起，也是有賴于這種渠道變革之下帶來的機會，這個中國崛起的路線，我們幾乎每次講消費品的時候都會講。現在，把淘寶天貓作為主要經營陣地，并最終實現成功上市的企業，就有六七十家之多。
而我們以前比較少講的是，在直接以創業富起來的底層民眾之外，過去十到二十年，電商產業的龐大支持體系，還吸收了相當一部分底層就業的壓力，這些底層就業就是每天給你送快遞的快遞員，再往O2O行業擴大一點，就是那些穿著藍藍黃黃衣服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外賣騎手。
阿里巴巴自身有25萬員工，但和阿里巴巴相關的生態，譬如網店店主、網店運營者、網絡主播、快遞員、分揀員、外賣騎手……數量卻遠不止此，根據中國人民大學課題組的測算，全國這些就業機會總計超過4000萬個。
而且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認，騎手和快遞依然是很多面臨困難的家庭，少數可選報酬相對豐厚的職業：入行門檻低，計件收入，圍繞特定地段，抽身成本也不高。
尤其是很多整體配送半徑不超過6-10公里的縣級市，這類崗位的全職工作月均可以拿到6000-7000元人民幣。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全國農民工的平均收入是4072元，所以騎手和快遞員的收入，整體已經屬于中上水平了。
現在網上很多人對互聯網大廠的情緒很大，但你回歸理性數據，會發現過去十到二十年，互聯網的出現，的確給草根民眾提供了很多新的人生選擇。
如果理清了中美兩國式共同富裕的路徑，用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中國的互聯網公司，你會發現很多事情都會變得清晰而簡單。
比如國家現在對互聯網平臺進行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邏輯，其實就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國家并不是要干掉這些巨頭，而是要讓這個行業繼續健康發展，不能走偏了。這個行業為無數普通人帶來的機會和上升通道，不能堵塞掉。互聯網公司的發展，從廣義上來講，本身就是與一大批普通人和中小微企業 “共同富裕”的過程。或許發展到一定階段，會有一些波折，但是大方向是沒有變的。
拿阿里巴巴的1000億共同富裕計劃來說，一共列出了十個大的投入方向，都很有針對性。無論是支持中小企業，創造高質量就業，還是推動落后地區和鄉村的數字化，或者是助推更多中國制造走出國門，都有阿里巴巴長期的業務積累。
而以前互聯網大廠做的不好的，比如靈活用工，也在 “幫助提高靈活用工群體的福利保障”一項涉及。翻譯過來，就是要探索怎么能夠強化快遞員、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們等相關勞動者的保險了。大廠不僅要帶動就業，還要讓勞動者更有保障，更有尊嚴。從這一點上來說，至少阿里能夠提出非常明確的方向，就有值得認可的示范作用。
在美國式“養貧”的邏輯里面，大公司、大企業、大富豪所扮演的角色，是規則制定者。
但在中國的土壤里，互聯網必須做一個帶動共同富裕的渠道。互聯網企業既然享受了基礎設施建設的紅利，并且為全社會提供相關的服務并從中得到收益，他們天然就有承擔共同富裕社會責任和能力和必要性，這是從誕生起就注定了的社會責任。
所以，你要問共同富裕是不是根植于每一個或者某一個特定互聯網大廠的基因里，我不好說，但你要說共同富裕根植于中國互聯網的基因里，那我必然是同意的。
結語
回歸減貧的兩大路徑，除了經濟增長，另一個重要途徑是分配。現在全社會都很關注分配，提“共同富裕”，也是要防止分配的惡化。我們也看到，互聯網公司過去在“做大蛋糕”上有很多貢獻，現在也必須要在“分好蛋糕”上做表率。
還拿阿里十項“共同富裕”計劃來說，這套計劃里實際上有很多明確的平臺讓利的內容，比如“扶持中小微企業成長，推動其健康發展”，翻譯一下，就是平臺要讓利了，可能未來淘系電商的服務費、渠道的運營費用都要有優惠，從而改善商業環境，讓更多商家、普通人和中小企業更好地分享紅利，分到蛋糕。
還有一個普遍的誤區是，現在好像很多人覺得“互聯網和實體經濟對立”，好像互聯網就只做信息流通，只搞文化娛樂似的……
但事實上，互聯網從來就只有和實體經濟結合，才能發揮出自己最大的能量。阿里其實就是典型的消費互聯網和產業互聯網結合的平臺，它能夠通過打通廠家、商家、消費者和其他的社會經濟元素，創造更大的經濟活力。這樣的企業和實體經濟的聯系本身就非常緊密，而現在就是它通過數字化能力，更好反哺全社會的時機。
在未來中國的發展進程中，阿里這樣的公司，仍然有著釋放巨大能量的天然條件。即使經歷了一點波折和風雨，但這事就有點像養孩子，走歪了路拉回來就好，你不能說殺了算了。
所以我們應該學會更加理性看待這些互聯網大廠和他們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我們可以更嚴格地審視它們，但是仍然應該理解它們并對它們有所期待。只要像阿里這樣的公司，在推動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做得更好，中國式“共同富裕”之路就會越走越寬。
圖文來源于星海情報局
